地方金融發展需轉變觀念，地方金改將來應實現以服務區內為主，著眼區外為輔。

　　日前，各省紛紛公布上半年GDP數據，其中金融業增加值尤其引起各方關注。結合2015年的數據來看，地方金融發展的差距更加明顯，以金融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為例，既有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始終位居前列，也有一些中西部地方的增速有所上升，但規模仍然有限。

　　綜合來看，自進入21世紀以來，我國地方金融競爭愈演愈烈，各地方都希望把金融作為支柱產業之一，既能為地方做出直接的GDP貢獻，又能夠相對自主可控，從而為地方經濟發展更好地“輸血”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全國眾多城市都提出了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的理念，不管自身是否具備基礎性條件。雖然近期這種自下而上的金融沖動有所緩解，但在新形勢下，仍需重新梳理地方金融發展的內在邏輯。

　　首先，地方金融發展如果偏離了實體需求，則會帶來更大的損害。例如，據分析2015年我國支付清算業務規模與GDP總量之間的差距在進一步拉大，創造1元GDP所需的支付系統業務規模從53.25元上升為64.77元，其增長率達到了21.65%，是2007年以來的最高值，這或許反映了金融與實體的疏離。在實踐中，有些地方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失衡，基礎產業薄弱，卻對地方金融業寄予過高期望，這些都值得商榷。

　　其次，地方金融發展需權衡規模與結構的關系。許多地方過去面臨金融活動不足的現象，因此更關注通過金融深化來提升各類總量性指標。然而伴隨著金融要素的日益復雜，包括金融增加值、金融相關率在內的簡化指標，逐漸難以適應對金融發展程度的準確描述與刻畫。尤其是在我國，與GDP增長相對應，包括如金融機構總資產、貨幣供應量等在內的諸多指標，在全球來看都并不低了，但大家仍認為我們還距離金融強國甚遠，這表明金融演進的衡量標準也在發生變化。地方金改更需重視新形勢下的金融結構優化與功能完善，而非金融活動簡單擴張帶來的“虛胖”。

　　再次，地方金融的發展差距可能是常態。當前各地方的增加值的增速差異較大，增速處于中游的廣東、江蘇，其規模也居于領先。同樣以2015年央行大額支付系統的數據看，處理資金總量居前三位的地區為北京、上海、廣東，其資金流動總量分別占全國資金流動總量的29.76%、16.26%和12.62%，體現了上述三地在全國資金配置中的樞紐地位。這種差距不是自下而上的地方金改能解決的，最終仍需要服務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，并且形成上下互補、協調發展的金融合力。

　　再者，地方金融發展需檢查開放心態。未來需由過去局限于行政區域內的、傳統意義上的“地方”金融改革，逐漸轉向適應產業的跨區域一體化與國際化趨勢、現代產業的網絡化與智能化趨勢上來，打破過去的“一地一域”的視角，配合國家經濟金融發展戰略的實施。具體來看，地方金改將來應實現以服務區內為主，著眼區外為輔。尤其在推動金改的外向型經濟地區，其代表性企業的產業布局逐漸拓展到全國乃至海外，這也帶來了特殊的金融需求。一則，在現有的地方發展模式與競爭格局下，服務于地方產業、企業、居民仍是地方金改的主要環節;二則，伴隨著經濟金融的區域化、一體化、國際化發展趨勢，外向型地區的金改，就應跳出區域范疇，服務于本地企業的“走出去”戰略，著眼于全國、全球的布局。

　　最后，地方金融發展需發揮比較優勢，選擇特色的金融與經濟“排列組合”。地方只有更好地實現新型產融結合，才能獲得全新的發展動力與活力。具體而言，多元化的產融結合模式可以包括：新金融加上新經濟;新金融加上傳統經濟的升級;優化升級的傳統金融加上傳統經濟與產業;優化升級的傳統金融加上傳統經濟的升級。各地方產業特色和金融基礎千差萬別，面面俱到的“普遍撒網”式金融發展必然帶來低效率，應當在如上“排列組合”中，選擇適應地方需求與現狀的差異化發展路徑。